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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獨角獸失利個案剖析 (鄧淑明博士)

By on December 19, 2019

本文作者鄧淑明博士，為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，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顧問，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科網人語」。

2019年即將結束，回望過去一年，社會動盪固然令人神傷，初創界也經歷了不少由天堂跌落谷底的震盪，曾經被熱捧的共享工作間WeWork，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（逾3666億港元），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（約390億港元），跌幅近九成；經營租賃旅遊手機的Tink Labs也由年前的「獨角獸」（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），到今年7月傳出拖欠員工薪酬、瀕臨倒閉的消息，聞之令人黯然。

審視一下這兩間公司，便發現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追求急速增長的營業額而忽略盈利。

香港土生土長的Tink Labs曾籌得超過1.6億美元（逾12億港元），投資者更星光熠熠，包括富智康、軟銀、人工智能專家李開復、美圖秀秀董事長蔡文勝等。創業意念來自當年不少人也試過的「震撼賬單」：外遊後被收取高昂的手機數據漫遊費用。高峰時，該公司旗下的可上網手機曾經設置在80多個國家60萬間酒店房內。

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，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。（路透資料圖片）

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，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。（路透資料圖片）

可是，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指出，Tink Labs最後一次全面披露財務狀況的2017年，當年歐洲業務虧損由之前一年的325萬鎊（約3200萬港元），大幅增加近3倍，至900多萬鎊（9000多萬港元）。雖然成功簽下如香格里拉、洲際、凱悅等跨國酒店集團，但隨着近年外遊旅客大都自備數據卡，這種可上網手機變得欠缺吸引力。

至於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，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，既安排相關行業的公司如從事時裝設計跟縫紉的在一起辦公，做音樂的則在另一些地方；亦鼓勵相互交換服務，如兩小時寫作換取4小時平面設計服務；又設有咖啡室和休息室，方便租客交流。

回想自己當年創業，一個人兼顧內外事務，相當吃力，因此很欣賞WeWork的創業意念，覺得非常切合資源短缺的初創需要。如果能依循這個方向，進一步提供專業諮詢服務，例如法律（處理合約、申請專利）、稅務、人事管理（招聘、員工保險和支薪）等，減輕年輕企業家的行政雜務，以便他們專注於開發產品或拓展業務，說不定WeWork會逐漸形成一個豐盛的生態系統。

不過，這樣對WeWork的投資者來說應該並不吸引，因為業務增長緩慢，故此公司後來專注在房地產和租務上，令估值迅即飆升。不過，燒錢速度同樣驚人，《金融時報》今年7月報道，WeWork平均每小時豪花21.9萬美元（逾170萬港元）。2018年營業額倍翻，達18億美元（逾140億港元），但虧損亦擴大一倍至19億美元（逾148億港元），毫無盈利可言，難怪下場慘淡。

初創如何能避免重蹈覆轍？下次再談。

共享工作間WeWork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，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，跌幅近九成。（法新社資料圖片）

共享工作間WeWork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，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，跌幅近九成。（法新社資料圖片）

（編者按：鄧淑明博士最新著作《你未來就緒嗎？》現已發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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