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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公共研發投資的越位陷阱 ─評2016《施政報告》(張恩榮)

By on January 14, 2016

本文作者張恩榮為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,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 科網人語

大疆創辦人汪滔創業之初曾向政府申請資助被拒,之後轉往深圳發展,終成為世界級搖控飛機巨企。

大疆創辦人汪滔創業之初曾向政府申請資助被拒,之後轉往深圳發展,終成為世界級搖控飛機巨企。

政府千呼萬喚的創新及科技局在《施政報告》中佔不少篇幅,就團結香港基金的政策建議有所回應。當中包括有關推動智慧城市、內地合作機遇等政策,能善用本港優點去培育創科產業。《施政報告》亦針對香港創業氣氛不濃的弱點,設立配對基金以鼓勵專業投資基金投資本港初創公司,這是創科政策的一個進步,但仍有不少改良的空間。

《施政報告》鼓勵初創企業的投資,但政府和社會必須擁抱不怕失敗的思維,要明白即使在矽谷,成功創業者往往經歷過多次失敗;社會和官僚若過分保守,便會重現大疆(DJI)申請政府資助被拒,最終選擇落戶深圳,令香港與新晉世界級企業擦身而過的遺憾。政府的願景與成果有差距,每每因政策未到位。楊偉雄局長剛上任便提出增大私營研發投資的願景,但《施政報告》政策力度不足,恐怕重蹈覆轍。

港商界消極 研發費用偏低

比較鄰近地區和OECD國家,香港除了在社會總體研發支出遠低於國際外;而私營開支佔不足當中一半,更是一個異常的現象。環顧全球先進地區,公私營投入研發資金比例一般為四比六、三比七;香港公私營投入比例卻徘徊在「六四比例」,公營投入有「越位」之嫌。「越位」並非政府投入多,而是商界投入偏少。

政府意識到問題,推出配對私人風險投資基金,試圖鼓勵私營研發活動,看來對症下藥。但實際上,私營研發投入少,是香港創科產業落後的病徵,而非問題根源;故若單靠現行建議,只算是「頭痛醫頭」。《施政報告》正確指出「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」,大學理應是創科政策核心,可是《施政報告》有關鼓勵大學人才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的政策力度太弱,楊局長要達成願景恐怕不容易。

科技產業能否成功,歸根究柢,在乎是否有足夠科研人員提供各種適合社會需求的產品。香港私營研發投資一直很少的主因,除了科技產業的規模細而難以吸引人才入行的惡性循環;也由於大學的研究撥款機制失衡,窒礙科研人員從事把知識轉移到社會的工作,導致「上游」的基礎科研難以流向「下游」商業應用。商界難覓可供投資的項目和人才,投入自然少。在香港缺乏大型科技企業的情況下,大學更是政府必須重視培育的競爭優勢。

政府決定預留資金鼓勵更多中游及應用研究的政策,針對現有缺口,方向非常正確;香港科研力量的確集中在大學,投資以大學為基礎,亦理所當然。但只有20億元基金,每年投資收入實際不到1億元,能期望什麼成果?《施政報告》的「半桶水」藥方,難成為大幅提升私營研發投資的靈丹。此外,創科局有關撥款必須借助研究資助局(研資局)的評審經驗,讓有能之士盡情發揮,否則極可能重現創新及科技基金「走寶」的情況。

應增科研資金 推動商品化

要收復科創失地,政府斷對了症,還要「落重藥」,大幅增加大學研究資金,推動更多研究項目,特別是跨學系、跨院校、大型、卓越的項目,以及更多能促進應用和商品化的科研項目,方能吸引商界參與,真正可持續地提升私營研發投入。此舉同時讓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人看見職業前景,念科學畢業不會失業,吸引更多人才,把惡性循環扭轉成健康生態。

政府大力投入資源活化科創生態圈,才能達到私營研發為主的長遠政策目標。事實上,根據英國商業、創新和技能部2015年的報告,公共研發開支對吸引私人研發開支構成顯著的「擠進效應」,英國公共研發開支每增1英鎊,私人研發開支便提升1.13至1.6英鎊。再者,一個機構投資在研發,回報往往惠及整個社會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04年指出,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(OECD)國家,專利數量每多1%,人均生產總值會增0.08%;而在非OECD國家的增長更高。除了經濟增長以外,也有研究指投資研發有助增加社會向上流動性及創造就業,絕對用得其所。《施政報告》提出鼓勵大學進行更多中游及應用研究的金額實在太少。

由政府暫時擔當比例較重的研發投資者,是一種手段;長遠而言,社會的共同願景都是由企業主導創科產業。香港能否善用優勢,在創科界更進一步,視乎政府的膽識和承擔。一個好的「科創聯繫人」,不能單在場邊做球僮「睇多過做」,而是要做一個善於找出缺口及二傳的「柱躉式中鋒」,掩護各界隊友後上攻門,助港隊在科創場上爭取佳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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