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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碼素養360 (程介明)

By on August 14, 2020

本文作者程介明,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教育評論」

香港的學校和教師,經歷了迫於無奈、勉為其難,習以為常、嘗試發揮,到長期打算幾個階段。(新華社資料圖片)

香港的學校和教師,經歷了迫於無奈、勉為其難,習以為常、嘗試發揮,到長期打算幾個階段。(新華社資料圖片)

聽同事陸慧英教授幾次介紹她最近的研究成果,「數碼素養360」。360,意思是全面觀察。覺得值得向讀者介紹一下。疫情之下,全球社會都面臨停課的挑戰。筆者曾經在一些會議上概括:教師、家長——忙亂!停課、復課——失度!不均、鴻溝——突顯!

忙亂,是因為突如其來,疫情不由分說的降臨,沒有準備。香港的學校和教師,經歷了迫於無奈(把課室搬到網上)——勉為其難(逐步轉移教學模式)——習以為常(適應殘酷現實)——嘗試發揮(創新處處)——長期打算(準備長期的疫情陰影)幾個階段。

失度,在香港是因為疫情起伏,難以逆料;在其他社會,有時候也因為人們對信賴科學與關注經濟、個人自由與社區安全之間,把握不定,因而進退失度。仍然是梁卓偉4月6日在《紐約時報》的預測:疫情必會來回鬆緊反覆,必須準備不斷更迭的「關」與「開」靈活性(大意)。

鴻溝,是因為疫情而需要學生在家網上學習,於是讓家庭之間的鴻溝顯著地突出。這是全球性的現象。即使是經濟非常發達的社會,也驟然發覺,原來一旦離開學校,竟然有如此多的學生處於如此不利的學習環境。香港如此,其他社會也不同程度出現類似的情況。

這一點,也是陸慧英的團隊研究的顯著發現。在第一次的研究發布會上,團隊的陳鐘容博士,有一段話:「數據顯示當停課期間學生只能依靠網上學習維持正規教育時,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明顯遇到較多困難,這批學生不僅缺乏能夠有足夠頻寬上網的大屏幕設備,而且平均數碼能力亦較低,未能全面受惠於電子教學。

我們亦欣悉在停課前已有完善的電子教學策略和實踐經驗的學校,確實對學生停課期間的學習有優勝之處。可能有人會說這結果顯而易見,但本研究的結果為這預期提供了較全面和精細的數據支持。」可以說是該研究第一階段的最佳總結。下面是筆者的解讀。

研究發現弱勢家庭的學生,在疫情必須線上學習的時候,數碼能力的提升更慢。(資料圖片)

研究發現弱勢家庭的學生,在疫情必須線上學習的時候,數碼能力的提升更慢。(資料圖片)

實證研究探究新現象

第一,不要小看最後一段話——顯而易見與數據支持。在全球到處為停課、復課正忙亂的時候,除了在中國內地以外,還沒有聽說過有比較大規模的實證研究。「是次調查共有來自中、小學和特殊學校,超過550多名學校領導層,約790名教師,1300名家長和6300名學生參加。參與學校分布於港、九、新界各地區,涵蓋官立、津貼、直資和私立學校。」(該研究《通報》原文)是不可多得的覆蓋面。在今天,人們往往以虛擬媒體的傳聞作為結論;甚至不是「大膽假設,小心求證」,而是「大膽假設,何必求證」。能夠以實證的數據與分析,來說明表面顯而易見的現象,難能可貴。在教育的領域,尤其如此。而經過認真的研究,又會發現一些並非「顯而易見」的因素,下面就是一些例子。

第二,硬件。本欄也多次提過,硬件的具備情況,是一個具決定性的因素。其中的差異,影響巨大。所謂硬件,一般指電腦與寬頻。團隊的研究,特別指明是「大屏幕」——桌面電腦、手提電腦,或者平板電腦(例如iPad)——也就是手機以外的硬件。但是,這些差異,到底是如何發生的,此項研究的數據,提供了一些端倪。

教育局在2014年提出了「自攜裝置」(簡稱BYOD=Bring Your Own Device」),就是鼓勵學校採取策略,要求學生備有可以帶回學校的移動電腦裝置。是一種倡議與鼓勵,學校自願參加;後來由「關愛基金」提供資助。多年前有個統計,估計50%以上的學生有「自攜裝置」。

但是這個估算不準確,也不容易。比如說,不參加BYDO的學校,並不表示他們的學生就缺乏電腦。有些家庭比較有經濟能力,不假政府資助。也有些學校雖然弱勢家長多,但是獲得慷慨的捐贈。

即使家裏本來不缺電腦,但是假如父母兄弟姐妹都要在家工作或學習,就會有困難。也就是說,假如網上學習成為基本的學習條件,就不能滿足於每家有一兩部電腦。這將是香港社會面對新常態的一項大挑戰。

雖然我們的學生,也許時時刻刻生活在手機裏面,但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學習工具的,很低。(資料圖片)

雖然我們的學生,也許時時刻刻生活在手機裏面,但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學習工具的,很低。(資料圖片)

電子學習突顯新差距

硬件,也包括寬頻。這次「停課不停學」,暴露出香港還有許多網絡的「盲點」、「弱點」。就算是在大學工作的人員,在家工作也會遭遇困難。作為一個頗為富裕的國際城市,這是一種羞恥。看來,網絡供應商也要變一下頭腦,把心中的棋盤,伸延到利潤不高的地方。

第三,數碼能力較低。這就不限於硬件。香港雖然電子使用的滲透率頗高,但是國際教育比較PISA,就已經發現,香港學生的數碼能力不高。也就是說,雖然我們的學生,也許時時刻刻生活在手機裏面,但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學習工具的,很低。這也難怪,環顧一下,在疫情出現以前,學校裏面運用網上的訊息、數碼的溝通、虛擬的手法、電子的創作,不是沒有,但是沒有形成風氣。2018年PISA開始要網上操作。香港學生就算是電子輸入中文(母語),也是只能勉強應付。比起其他社會,十分落後。

研究一項發現,令人擔心:那就是弱勢家庭的學生,在疫情必須線上學習的時候,他們的數碼能力的提升,更慢。也就是說,「貧者愈貧」。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,平常沒有運用數碼方便學習的習慣,在需要大量的電子學習的時候,自然更加困難。

疫情過後,必然是傳統教學、電子學習、校園生活三方並存的新常態。(新華社資料圖片)

疫情過後,必然是傳統教學、電子學習、校園生活三方並存的新常態。(新華社資料圖片)

教育如何進入新常態?

數碼素養的養成,關鍵在運用。而並非多上些數碼課,或者在現存的電腦課多加點數碼知識,就能達到,而需要學校有全面的策略。學校的角色,非常關鍵。該研究發現,在疫情發生以前,比較有完整的計劃引進電子學習的學校,學生的數碼素養就比較高。這些學校,有一些共通的特點(《通報》原文):

1.老師經常安排學生在課堂上及家中進行電子學習,包括使用不同類型的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。

2.學校有供全校師生使用的網上學習平台,支援各種具互動性、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及方便老師協作。

3.重視讓所有學生,不論其社經背景,能在校內及家中上網學習,例如:參與自攜裝置計劃(BYOD)。

4.學校有完整的電子學習策略,並且是全校整體重點發展策略的中心組成部分。

全港來說,疫情以前,沒有大環境的氣氛,因此對待數碼素養、電子學習,各類學校有各自的取態。疫情之後,上述的1與2大致都已經普及。上述的3說明學校需要負起社會「均化」的新作用。以前是靠輸入的「均化」(校舍、校服、課程、教師、設施、考試……),現在要把這種「均化」,延伸到電子學習的基本條件。這就需要有4,即學校整體的發展電子學習的策略。

第四,「停課不停學」的良性效果。這也許是許多人沒有預計到的。可以預計到的,學生與教師都在短期內,不同程度地掌握了電子學習的基本。但是學生大多比較樂觀,不擔心有長遠的負面影響;說明香港的年輕人,在逆境之下,還是比較有韌性。教師也比較樂觀,不太擔心;這是與他們在疫情之下的艱辛努力,分不開的;到處碰到的教師,都是樂嘻嘻的,都是可敬可愛的。

現在的社會,已經是實體社會與虛擬社會並存。我們的學生,早就已經在虛擬社會裏沉浸地生活了。對於這樣的事實,教育的醒覺比較滯後;全球的教育,基本沒有進入虛擬社會。疫情過後,必然是傳統教學、電子學習、校園生活三方並存的新常態。疫情,也許是一貼清醒劑,也是讓教育加快適應新常態。

可以預計到的,學生與教師都在短期內,不同程度地掌握了電子學習的基本。(法新社資料圖片)

可以預計到的,學生與教師都在短期內,不同程度地掌握了電子學習的基本。(法新社資料圖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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