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獨角獸失利個案剖析 (鄧淑明博士)

By on December 19, 2019

本文作者鄧淑明博士,為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,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顧問,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科網人語」。

2019年即將結束,回望過去一年,社會動盪固然令人神傷,初創界也經歷了不少由天堂跌落谷底的震盪,曾經被熱捧的共享工作間WeWork,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(逾3666億港元),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(約390億港元),跌幅近九成;經營租賃旅遊手機的Tink Labs也由年前的「獨角獸」(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),到今年7月傳出拖欠員工薪酬、瀕臨倒閉的消息,聞之令人黯然。

審視一下這兩間公司,便發現有一個共通點,就是追求急速增長的營業額而忽略盈利。

香港土生土長的Tink Labs曾籌得超過1.6億美元(逾12億港元),投資者更星光熠熠,包括富智康、軟銀、人工智能專家李開復、美圖秀秀董事長蔡文勝等。創業意念來自當年不少人也試過的「震撼賬單」:外遊後被收取高昂的手機數據漫遊費用。高峰時,該公司旗下的可上網手機曾經設置在80多個國家60萬間酒店房內。

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,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。(路透資料圖片)

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,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。(路透資料圖片)

可是,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指出,Tink Labs最後一次全面披露財務狀況的2017年,當年歐洲業務虧損由之前一年的325萬鎊(約3200萬港元),大幅增加近3倍,至900多萬鎊(9000多萬港元)。雖然成功簽下如香格里拉、洲際、凱悅等跨國酒店集團,但隨着近年外遊旅客大都自備數據卡,這種可上網手機變得欠缺吸引力。

至於來自美國的共享工作間WeWork,2010年創立時彷彿是初創孵化器,既安排相關行業的公司如從事時裝設計跟縫紉的在一起辦公,做音樂的則在另一些地方;亦鼓勵相互交換服務,如兩小時寫作換取4小時平面設計服務;又設有咖啡室和休息室,方便租客交流。

回想自己當年創業,一個人兼顧內外事務,相當吃力,因此很欣賞WeWork的創業意念,覺得非常切合資源短缺的初創需要。如果能依循這個方向,進一步提供專業諮詢服務,例如法律(處理合約、申請專利)、稅務、人事管理(招聘、員工保險和支薪)等,減輕年輕企業家的行政雜務,以便他們專注於開發產品或拓展業務,說不定WeWork會逐漸形成一個豐盛的生態系統。

不過,這樣對WeWork的投資者來說應該並不吸引,因為業務增長緩慢,故此公司後來專注在房地產和租務上,令估值迅即飆升。不過,燒錢速度同樣驚人,《金融時報》今年7月報道,WeWork平均每小時豪花21.9萬美元(逾170萬港元)。2018年營業額倍翻,達18億美元(逾140億港元),但虧損亦擴大一倍至19億美元(逾148億港元),毫無盈利可言,難怪下場慘淡。

初創如何能避免重蹈覆轍?下次再談。

共享工作間WeWork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,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,跌幅近九成。(法新社資料圖片)

共享工作間WeWork估值由高達470億美元,暴挫至不足50億美元,跌幅近九成。(法新社資料圖片)

(編者按:鄧淑明博士最新著作《你未來就緒嗎?》現已發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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