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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，失敗的全球化及其教訓（沈旭暉）

By on December 5, 2016

本文作者沈旭暉為《信報》主筆（國際），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平行時空」，此為節錄版本，原文請按此。

今年國際政壇「黑天鵝」頻現，世界秩序彷彿推倒重來；而英國脫歐、歐洲極右崛起、特朗普當選等，都可視作全球「被忽略的一半人」對「全球化時代」的反彈；奧巴馬在特朗普當選後表示，全球化是不歸路，不可能走回頭路。

然而，觀乎當下民情，難不令人擔心：全球化真的是不歸路嗎？早在一個世紀之前，「原始全球化」便經歷過一次大失敗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（Harold James）在2001年出版的專著The End of Globalization: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，就是試圖從中總結教訓，分析全球化可能遭遇的逆轉。說的雖然是百年前的事，但今天讀來，反而更有警示。

四方面呈原始全球化

如何定義「全球化」一直言人人殊，詹姆斯在書中通過四方面，呈現100年前的「原始全球化」，都與我們熟知的二十一世紀十分相似：

‧貿易方面，百年前經歷了現代運輸工具、貨物儲存技術的急速進步，殖民帝國之間貿易頻繁，關稅甚少。例如截至1913年，出口經濟佔英國國民生產總值（GNP）的30%，德國同一比例為20%；而戰後，這些國家一直到1980年代，才回到同樣外貿水平。

‧資本流動方面，當時的固定國際滙率制度、幾乎不存在的資本管控政策，讓資本迅速跨越國界。例如1870至1890年間，阿根廷吸納了佔GNP的18%的外來資本，英國在一戰前輸出資本則佔GNP的7%。這樣的國際資本流動程度，戰後至今仍未重現。

‧移民方面，十九世紀「國籍」、「護照」尚未成為人口流動的阻力，世界人口遷徙處於黃金時代，移民的障礙是決心，而不是法律。例如1871至1915年間，一共有3600萬歐洲人向亞洲、美洲等「新世界」移民。

‧文化、意識形態方面，世界商品、資本、人口的流動，讓各國精英產生對「國際主義」的強烈樂觀，認為互聯互通的狀態只會加速，逐漸來讓戰爭成為不可能之事，永續和平繁榮，將成為常態。

然而，十九世紀的全球化高峰，卻在二十世紀戛然而止，資本、商品和移民流動程度均陷入低潮，至冷戰終結才復甦。

不少分析認為是，兩次世界大戰打斷了全球化進程；但詹姆斯在書中指出，十九世紀全球化的「內核」，早已埋下崩潰的種子，大蕭條與戰爭，只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線。

當政府通過內部立法、經貿政策都無法滿足國民期望，把矛頭指向「外國勢力」，就成為解壓良方。當國與國之間的隔閡逐步加深，戰爭就不再是不可能之事。

回看這段十九至二十世紀的「原始全球化」興衰，正如筆者早前在一個銀行講座警告，實在與今天世界頗為相似。二十一世紀初，在發展中國家、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分別興起的反自由貿易聲音，幾乎就是二十世紀初「帝國貿易保護主義」的翻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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